邮票是民国时期集藏的大热门, 在 20 年 代中期集邮活动已成气候。其中著名的集邮大家有邮票大王周今觉、京师邮商施秉章、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作家夏衍、鉴赏大家马任全、菲华邮坛黄天涌、庄顺成等人。

马任全(1908— 1988) 江苏常州人。他出身在一个工商业者的家庭里，从小接受实业救国的思想，在学时就与人合资开设大华实业社，从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当上了顺昌石粉厂的经理。1931年开始集邮。最初几年，虽向邮局集邮处购买新票，向绿光邮票社购买旧票，还因征集产品样本而收到万余件海外来函，洗下外国邮票，可是邮识长进缓慢，还曾将买来的新票都洗去背胶。五年之后，他加入了以外国人为主的上海邮票会，通过选票簿交换或价购邮票。再过三年，在集古社买进一部华邮新票，从大龙、小龙到北京新版帆船、民国纪念邮票等莫不俱备，除珍品外，堪称全集，同时他也积极收集当时风行的香

港版票和华北加盖票。1942年因业务关系经常接触费拉尔的亲戚雷本，虽曾获睹华邮大宝，但并未买到任何费集遗珍。故而，在他集邮起始的12年内，虽已入门，但终因不得其阶而未能登堂入室。

1943年，马任全加入新光邮票会，结识了陈志川等当年最为活跃的一群集邮精英，并参加他们组织的“邮星小集”和每周拍卖会后的聚餐，从此邮识大增，更因购买邮票的财力充沛而收藏日丰。这时，他已决定专门收集中国邮票，还曾帮助两名犹太邮商觅得店址，让他们代自己出清全部外国邮票。抗战胜利前后，他从刘子惠手中让得存世仅此一枚的红印花小一元旧票，又由徐慕邢割爱购获红印花小一元新票，成为同时拥有红印花小一元新票和旧票的第一个中国人，同时，他还收集到大龙阔边黄五分、红印花小4分、红印花5元倒盖、万寿再版、万寿初版2钱4分短距加盖，以及宫门倒、纽约倒等华邮珍品，俨然成为国内第一流的集邮家了。马任全将实业家的气魄与实干精神带进了新光邮票会，第一年就列席理监事会，积极参与组织为救济旱灾而举办的“华北急赈邮票义卖”；第二年担任理事，倡议募集会所基金获得大家赞同。他不仅慷慨捐邮并在义卖中踊跃竞购，还建议组成“会所基金临时运用委员会”，带头担任委员。因为当时通货膨胀严重，义卖得款若不立即使用就会贬值，“临时运用”就是由委员拿去做生意，他们只有赔填不足的义务，没有分润得益的权利，近一年后，25万余元的基金已积攒到600万元左右，经马任全介绍，终于在1945年6月以222万元租得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约30平方米的公寓(现已拆除)作为固定的会所。新光邮票会在1949年已停止吸收会员，也未出版会刊，只以拍卖部作为一个商业单位继续活动，孰料到了1954年，因有人在会所买卖邮票，遭到税务部门查处，要按历年来的拍卖成交金额补收营业税，当时的负责人钟笑炉只得售尽会内所有家具、图书，仍不敷赔。最后还是由钟笑炉找到马任全等一起垫付所缺了事。

1957年7月，我国组织11部邮集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邮展，其中就有马任全的《样票和变体》邮集，获得这次邮展金银铜三级中的银奖。当年正好是马任全访美十年之际，趁此机会，他原准备自费去苏联参观邮展、结识邮友。为了郑重起见，负责送展的中国集邮总公司经姜治方推荐，决定聘请马任全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全程陪同这些邮集的往返。马任全还以中国集邮家代表的身分被选人邮展主席团，这是新中国第一位走向国际集邮界的集邮家代表，使他感到自己的使命重大，与他此后强烈希望促成建立全国性集邮协会不无关系。

罗马尼亚邮政官员来华访问时，表示可在1980年12月的国际集邮联合会会员大会上支持我国加入国际集邮联，但是到了当年9月，我国还没有成立全国性集邮协会的消息。这时，马任全非常焦急，他作了充分准备，以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的身分通过上海市的全国政协委员倪家玺和陈铭珊向全国政协提交迅速成立全国性集邮协会的提案，这份提案将马任全的建议和意见作为附件呈报。全国政协对这份提案的审查意见为“建议国务院会同文化部、外贸部研究办理。”

1982年1月，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同年8月，马任全被选为全国集邮联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