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董希文在北京郊区参加土改工作，接到了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开国大典》的任务。

于是，他以开国大典时的情景为原型，创造了一幅开阔、整体、有序的构图。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正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成立的人民政府公告。背后站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郭沫若等各界代表，他们胸前佩戴着代表的红签，聆听着公报的激动的心情一一表现在各人脸上，在兴奋、高兴的气氛中各人所表现的外貌神情各不相同。朱德的诚恳刚强，周恩来的风采老练，董必武的抖擞坚毅，宋庆龄的矫健潇洒，李济深的敦厚纯朴，张澜的庄重稳健……人物刻画都有各人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面貌。

在构思构图方面，董希文曾作了较长时间的推敲。在构思草图的阶段，他身上经常揣着一张像明信片那样大小的画在重磅卡纸片上的画稿，凡遇到美术界的人士，便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他所要征求的意见重点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画面上人物的布局安排。草图上除了毛主席侧身站立在画面中间，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大约三分之一的画面上，形成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从一般的构图规律来看，似乎失去了平衡。他特别担心画成大幅油画以后，不知将是什么效果。其次是一个涉及透视学的问题，因为构图上天安门城楼中间两廊柱之间的跨度大大放宽了，和实际的建筑构架也相差悬殊，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非议。

关于第二个问题，大多数同行认为很大胆，从表现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空间整体来看，加大两柱之间的跨度是必需的。从视觉感受上说，不画右边的柱子很畅快，画上倒反嫌累赘。这一构思，甚至还得到中国古建专家梁思成的认同，据说梁思成还认为，这虽然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董希文谈到：“画天空，不论面积多大，最好一次涂好，为了使天空画得干净统一，或上下有意识的变化，天色最好用大碗预先调成上中下三层颜色，免得在调色板上拼拼凑凑调得很乱，而调上中下三层天色，又应先调上空色，定好后，一般来说掺白粉就成中层色，中层色再加白粉或添点什么颜色就成下层天际色。《开国大典》的天空画得干净利落，明朗美丽之极。《开国大典》的地毯，董希文用创造性的画法，在颜料里加细沙和木屑，先把颜料放在纸上吸干，然后再画上去，使地毯有毛茸茸的感觉。

为了1951年在印度举办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展览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曾在当年五月间审查一批作品。《开国大典》是其中的重要作品，审阅那天，董希文心情十分激动。毛泽东很欣赏《开国大典》，他一边看画，一边说：“是大国,是中国。” “我们的画拿到国际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1959年10月1日，为庆祝建国10周年，邮电部发行的纪71《开国大典》用的就是董希文的画稿。由于纪71邮票的特殊地位，一直被许多集邮者所珍藏。1979年11月，这枚邮票在香港邮展中露面，成为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这枚邮票还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被评为建国30年最佳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