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高等商业学校校长汤松,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两家往来甚密。汤师母在长沙女青年会工作,我常去玩。该会的总干事是位瑞典妇女,她经常给我一些瑞典和挪威的邮票。父亲升任财政厅长后,我家仍住长沙县衙门。县长由原第科长皮大猷升任。皮县长的弟弟皮宗石其时恰从英国留学回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县衙门大开中门,迎接这位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硕士荣归乡里的情景。他家里高兴,我也高兴。但各人高兴的原因不同,我是看到又有一位可给我邮票的人来了。我从宾校长处得知,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大都喜欢集邮。皮宗石回来第二天,当他刚刚起床,还在洗脸漱口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找他。我一进门行过鞠躬礼,就连喊:“皮三叔,我要邮票。”他看到我这副神情,觉得有意思,笑了起来,随后果然给了我满满信袋邮票。其中有些瑞士票是我从未见过的。

在楚怡小学念书期间,班上一位刘业景同学看我集邮入迷,就对我说,他父亲刘石专,原来在黄兴(中国辛亥革命领袖之一)身边工作,当他父亲从南京留守府回长沙时,曾带回来两篓子信。刘业景同学并说,他已征得父亲同意,让我去他家找邮票。刘家住平浪宫,与日本领事馆毗邻。他所说的两篓子信,就放在一层无人居住的楼上,蛛网相联,灰尘满屋。两篓信件有几千封,除少数是他父亲的私人信件外,大部分是留守府往来信函我当时如牛犊闯进了青菜园,逢邮票就撕,信封都扯破了。回忆我在这些信封上撕下的邮票,大多是蟠龙加盖宋字、楷字票,也有些光复、共和票。外国邮票很少。可惜我当时邮识太浅,以为集邮就是收集邮票,不知道注意邮戳,更不懂收集票封。若是稍后几年,我能得到这几千封信,收获决不止弄些邮票而已。

楚怡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位柳习传。他父亲是湖南省邮政局视察,常到各县邮局去查账。我原以为他父亲一定可以弄到好邮票,结果大失所望,柳习传同学一枚邮票也没有帮我搞到。他说:父亲虽然在邮局工作,但邮局规矩很严,职员不准集邮,也不准替旁人搞邮票。

节选自1982年出版的《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  （ 姜治方，外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