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江轮上,我就在盘算回长沙通过哪些门路弄邮票。父亲作县知事,常常有外国人坐轿子来衙门拜会,象邮务长就是由四个人穿绿色邮差制服的轿夫用凉轿抬着来的。日本领事、美国领事,也常坐轿子出进衙门。因此,我打算回长沙后直接向这些来找父亲的外国人要邮票。但我们回长沙不久,父亲却由县知事改任湖南财政厅长。他的高升,全家欢喜,我却独自闷气,因为这样一来,外国人就不上门了。洋人当时只拜地方官,而不与“厅长”之类的官吏打交道的。

回长沙,我在楚怡小学上学。高小一年级班主任是何叔衡(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教英文的是肖子升。肖的弟弟肖子璋(即作家肖三)经常来楚怡,我常向这位西装革履的人要邮票。肖氏兄弟去欧洲后,经常写信给何叔衡。何当时已转任湖南通俗报馆馆长,谢觉哉当编辑,我就常去理问街这家报馆找邮票。

这个时期,我还请父亲帮我向别人要邮票。有一天,楚怡小学校长陈润霖派人喊我去校长室。平时,我父亲的同事、朋友,大小官儿们,我见了无拘无束,这次让我独自一人去校长室倒心情忐忑,惶恐不安。陈校长一见我来了,就指着办公室里坐着的个人说:“这是高等工业学校宾校长。”宾校长连忙说,我见到你父亲,说你爱集邮。他随即拿出满满一信袋邮票倒在桌上,拣出几张有孙中山先生头像和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头像的邮票,指点着说,这是光复纪念票,这是共和纪念票,这些邮票连同桌上的统统给你。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喜出望外,连连鞠躬,将邮票收好,跑出校长室。这位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校长宾步程,是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父亲见到他,把我集邮的事告诉他,宾校长就来楚怡小学送邮票给我了。他给我的这些1912年印行的纪念辛亥革命的邮票,有孙中山先生像的光复票和印有袁世凯像的共和票,都是民国最初发行的纪念邮票,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纪念邮票。

节选自1982年出版的《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  （ 姜治方，外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