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 邮电部计划在10月1日发行《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邮票。票面上为毛主席1962年9月18日的题词手迹, 面值8分, 红底黑字, 集邮界俗称“黑题词”黑题词邮票，位列“新中国十大珍邮” 之一。关于“黑题词”停发的原因，一些人传言说是“邮票还未发行,日本方面就发表声明抗议⋯⋯这枚邮票随即被禁止发行, 并予销毁。”这种说法是主观推测?还是确有其事?

 

其实，这只是一种缺乏常识的主观推测。其一,邮票正式发行前,日本方面从何刺探到新邮印行的消息？抗议缺乏起码的事实依据。其二,当时中日邦交尚未恢复。其三,“题词”在 1968 年 9 月重新发表后我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工农兵群众、日本人士和各国人民欢呼“题词”发表, 即使有什么抗议,也不过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小小苍蝇”的“几声抽泣”而已,何以导致停发邮票?!

在那个对毛泽东崇拜达到顶峰的年月,究竟有谁敢作出停发伟大领袖题词邮票的变动?参阅《中国集邮史》(第五卷),并参阅部分文字票档案,结合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 史稿》,进一步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68 年即“文革”进入第三个年头时,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对宣传工作发出最新指示,其中 有“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以及对“以我为核心”的批评。为此中共中央从 1968 年 5 月 18 日至 1968 年 7 月 12 日连续发出“中发(68)72 号”、 “中发(68)77 号”和“中发(68)109 号”三个文件,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为了稳定国家大局, 周总理抓住这一个重要机会,亲自出面,奋力扭转当时对外宣传(邮票是其中之一)的极度尴尬的局面。

据有关档案披露:1968 年 9 月 27 曰凌晨,正在值班的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江韦文突然接到国务院的紧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有关宣传工作的会议,于是天没亮便和邮电部军管会政工组负责人高杰一同前往。当时到会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 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主持人宣布了中心议题是讨论 如何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讲了毛泽东的“不要强加于人”的指示后,谈到了援外的飞机和汽车,如援助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物资上都印有毛主席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这时张春桥插话说,他从上海带来邮电部军管会发的一个文件,该文件通知生产厂家出厂的机器面板上都要钉上毛主席的语录牌,随即责问江韦文:“这个文件是你们发的吗?”江韦文答道:“是军管会发的,文件由我签发。”此时江青说:“你们在邮票上印毛主席语录,这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 在北京王府井的集邮公司,是外国人搞特务活动的场所,以集邮为掩护,交换情报,你们要立即停止营业。”面对如此一个喜怒无常的江青,江韦文和高杰一时目瞪口呆,只能默默地洗耳恭听, 一点也不敢申辩。

会议最后由周总理作总结,主要讲了如何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把各种物资都印上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讲到邮电方面,周总理指出邮电部军管会发通知要求工厂的机器面板上钉语录牌是不对的,这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又亲切地教导说:“你们是好心犯了错误, 要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周总理接着说道:“邮票还是要发行的,人民还要进行信件交往;要指导如何设计邮票图案,并报中央文革审查。”

散会后,江韦文和高杰赶回邮电部,于 9 月 27 日上午向邮电部军管会主任陈挽澜、副主任马克绍作了汇报。邮电部军管会丝毫不敢怠慢,随即讨论贯彻执行的紧急措施。措施中有关邮票方面的有:今后不准在邮票上印毛泽东画像、语录和诗词;已经印刷未发行的邮票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可继续使用和出售;才开办两个多月的王府井邮票服务部停止营业;并在 9 月 27 日当 天加急电报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邮电部门撤消原定在 10 月 1 日发行的“文 14”和“文 15”两 套邮票。该电电文如下:“你局已接到或即将接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 《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重要题词》邮票,请立即停发,接电后速全部退回北京邮票发行局革委会。”电报的起草人是邮票发行局革委会的王福,签发人为军管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江韦文。 此后文字票出现的变化显然是积极的和较为理性的,并为编号票和 JT 票的出现,留下了伏笔。

 上述档案材料的披露已经说明了“黑题词”停发的原因,与日本方面毫无关系,所谓的“抗议”更是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