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来,中国与欧洲的交往若明若昧。唐朝声隆八方,始有拨云见日之感。此后兴于北方的辽、金震荡西域,元朝继之,远及东欧。自此,欧亚间商路、邮路大通。信使只凭一面金牌,便可穿梭于四大汗国。

宋元海外贸易的兴盛,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打下基础。郑和船队最远航行到红海亚丁和东非赤道以南海岸,所历诸国多有王者、使臣、商人随船队访问中国,形成古代世界信息与文化的大流通。

13 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了三次西征及主要针对南宋的南征,征服了欧亚大部地区。蒙古铁骑既带来了腥风血雨,也摧毁了阻隔东西贸易的种种障碍。自窝阔台大汗实施"站赤"制度起,蒙古人伴随西征与南征建立了横贯亚欧的庞大驿站体系,为世界交通史所罕见。"站"源于突厥语"jam",转写为"站赤",与汉语混合后方有驿站之谓。元代中期,驿站多达1600 处左右,约有驿马45000匹,每站90～400 匹不等。当差的称"正马",驿站定额以外的备用马称"贴马",一般与"正马"数量相当。信使须持圆牌或铺马圣旨并随附箭子方许乘驿,圆牌者优先。蒙古原有回鹘文字的传诏金牌,系长方形。元初仿西夏圆牌铸海东青(一种猛禽)纹饰,称海青牌,后改铸八思巴文,分金字、银字。金字牌为朝廷遣使,银字牌为王公及地方遣使。马可·波易夸口蒙古大汗颁其一面"黄金牌",到处畅行无阻,应当就是金字牌。

驿站经常为贡使或冒称"使臣"的外商所享用。摩洛哥人依宾拔都他说:"在中国行路最为稳妥便利",并描述了驿站对客人及财物的安全管理办法。意大利神甫马黎诺里则谈到钦察汗国(主体位于今俄罗斯乌拉尔山以东)对到中原去的商人皆予乘驿优待。元代还给色目(西域及中亚人)富贾发放金银牌,使他们爆行无阻。

 

元代,东西商路皆沿驿路而行。欧亚大驿路以察合台汗国(主体位于今中亚和中国新疆西部)首府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附近)为枢纽,向东西延伸出四大干线。向东:一条东北行至布伦托海,溯乌伦古河东越阿尔泰山、杭爱山至蒙古帝国都城哈喇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一带);一条沿天山北道东行河西走廊,由宁夏过黄河东至元大都(今北京)。向西:一条经塔拉思(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取道咸海、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抵伏尔加河下游的撒莱,再西去东欧,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过黑海至君士坦丁堡;一条由西南行经中亚河中地前往呼罗珊,再达两河流域及小亚细亚半岛。还有一条重要驿路系由天山南道翻越帕米尔直人中亚。

柏朗嘉宾、鲁不鲁乞等欧洲使团相继东来,切身感受了蒙元驿站制度。15 世纪,西欧人发现中亚枭雄帖木儿、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国王柏巴儿思、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都仿照蒙元建立了高效通信体系。莫斯科公国的驿站系统成为15 世纪欧洲最快捷的通信方式,这深深刺激了西欧各国君主,影响远及英伦。正是在"站赤"波及下,法国和英国的皇家邮务得以在15 世纪下半叶建立。

15 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都有很大提高。到郑和下西洋时,巨大的宝船已达44 丈长,18 丈宽,9 桅,12 帆,载重7000 吨以上的规模。郑和船队由大小船只200 余艘组成,船员总数达27000 人,携带了大量金银、钱币、瓷器、丝绸。船队在占城(越南南部)、暹罗(泰国)、爪哇、旧港、满刺加(马六甲)、渤泥(加里曼丹)、苏门答腊、翠兰屿(哥尼巴群岛)、柯枝、古里(今印度卡利库特)、锡兰(斯里兰卡)、榜葛刺、忽鲁谟斯、亚丁、麦加等30 余地进行贸易,最远到达东非的木骨都、麻林。郑和七下西洋,是15 世纪世界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最先开辟了横跨印度洋,由中国经印度到东非的航路,比达·伽马自东非航行到印度早出80 年。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后,次年渤泥国王即率王妃、弟妹、子女、朝臣150 余人来中国,永乐大帝厚加礼遇;1412 年,国王又偕王母至北京。满刺加地居要冲,其国王不但支持郑和船队在此储存粮食、商品,作为分赴各国的聚散地,还带领王妃、显贵500 多人驾船随郑和船队来华观瞻。1411-1433 年,满刺加国王祖孙三代前后到中国有5 次之多。菲律宾苏禄岛上的三个国王在1417 年各率王族共340 余人到北京。回程经山东德州时,三王中的东王巴都葛叭答剌病逝,永乐帝以藩王礼安葬,并亲撰碑文。东王王妃和两个小儿子定居守墓,后裔取安、温为姓,人中国籍,迄今已传21 代。1987 年,中、菲合拍《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在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首映。

因诸国使臣多乘商船而至,明代永乐元年(1403 年)于广州设怀远驿、泉州设来远驿、宁波设安远驿,作为市舶司接待贡使、随员的场所。

汉代以来,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中,相互传播了生产技术,丰富了物质生活内容,中国古代的发明如造纸术、印刷术、罗盘针、火药等,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日渐紧密的贸易关系中,精神生活也得到相互补充;友谊不断加强,邮路和通信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