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凭借自五代以来的发展强势，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已足可以和北宋相抗衡，早已不再甘居夷狄之邦而以华夏后裔自居。尽管宋王朝上上下下都视辽国为未开化的夷狄蛮邦，但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在与其交往过程中放下身段，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传统的朝贡贸易自然被双方间正常贸易所代替。
辽关系在澶渊之盟后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虽然宋辽盟约为兄弟之国，但双方互相猜忌、互相防范，从内心深处，双方皆视对方为“敌属之国”。在这种背景下，贸易目的除满足因社会分工导致的需求外，更多的是试图从对方获取财富，从经济上削弱对手、壮大自己。宋辽双方由此而采取了一系列贸易措施，其激烈程度堪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管子·山至数》言：“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是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古代的贸易战并非是争夺出口商品的市场，而更多地是为了争夺重要物资，以此破坏别国经济，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管子把当时这种“对外”贸易战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概括为“斗国相泄”，即一方面竭力“守”住本国所拥有的重要物资，使之尽量留在国内，让别国“不吾泄”，即不能通过贸易流出去。另一方面，对别国所拥有重要物资，要想方设法地“泄”，诱使其流到自己国内来。宋辽虽约为兄弟之国，但双方内心深处都对方作为敌国相互防范。这种戒备心理反映到贸易交往中，典型地表现为守泄之术的运用。
首先宋辽双方对关乎各自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进行“严守”。辽国主要禁止马匹、粮食等输岀；北宋则厉禁硫磺、焰硝、卢甘石、竹牛角、箭杆、水银、丹漆，或是可用于制造军器的物资出口；九经书疏以外的书籍，如本朝人的文集，也不准出境。当然，“守”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宋辽双方都会根据各自政治、经济要求作局部的调整。如铜、锡都是宋朝长时期禁绝交换的物资。“旧制犯铜禁，七斤以上并奏裁处死”，可见禁绝之严厉。熙宁二年，北宋“诏河北缘边安抚司提举榷场卖铜锡”。熙宁十年，北宋又实行铜禁，“诏河北、河东路，不许以铜及卢甘石博买，通入蕃界”。
“守”不过禁驰，办法相对简单；“泄”则手段多样，各显其能。宋辽都通过向对方出奢侈品的做法来“泄”对方财富。如李允则在主持雄州榷场时，发现榷场有人在售一条名贵的珉玉带。这本不在榷场交易商品之列，理当禁绝。但他认为这是“以我无用易彼有用也，纵不治”。宋朝的漆器做工精致，深得辽国贵族的喜爱，《会要》食货有将漆器运往榷场博易的记载：“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抟封椿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其漆器架阁收管品配，供应准备供进，及榷场博易之用’”。辽朝在奢侈品输出方面也不亚于宋朝。北珠是辽国的特产，宋徽宗崇尚奢华，宫禁以北珠为时尚。因此，宋人争相到榷场买北珠。“天祚知之，始欲禁绝。其下谓：中国倾府库以市无用之物，此为我利，而中国可以困恣。”天祚帝以为有理，便未禁止北珠的交易。当时的河北转运使梁子美为了取悦徽宗皇帝，“倾漕计以奉上，遂以三百万缗市北珠以进"。此后，诸路漕臣纷纷效仿，造成宋朝国库的空虚。
现代货币战是各国通过汇率来调整自己货币的价值与发行量，进而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一千多年前的宋辽之间，同样发生了货币战；宋辽间的货币战不是在不同货种间的竞争而是表现在对同一种货币——铜钱的争夺上。圣宗时期，草原上的交易还曾经用羊作比价，而且官吏也支付“俸羊”。绢帛行使货币职能同样悠久。公元945年胡峤到上京，见到“交易无钱而用布”，直到辽道宗大康七年才“除废绢帛尺度狭短之令”，使布帛退出货币流通领域，回到一般商品的行列。辽立国不久便建立起自身的货币体系。但辽国铸造能力低下，境内又缺乏铜矿资源，所以造钱成本极为高昂。在这种情况下，辽朝统治者采取了务实的货币政策即：“引径灌溉”(吸引宋朝铜钱)而非“掘井济旱”(自铸铜钱来流通)。统和以后，辽朝国内市场的交换大量使用铜铸币，大多来源于北宋。苏辙出使辽国，使还即上疏：“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
辽国吸引宋朝铜钱的方式即是通过双方的贸易。时人沈括认为：“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牛羊之来于外国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
除正常贸易之外，辽国还对到其国交易的宋朝商人强征铜钱以变相吸入铜钱。宋朝商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持货物又有税钱及宿舍之用，并须见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见钱三贯不可。”为了吸引宋朝铜钱，辽国甚至还制贩“假币”。北宋与辽接壤的川陕等地长期流通铁钱，铜钱换易铁钱的比价是“铜钱一当小铁钱十”。“熙、丰间铜铁当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未偿轻重之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二千五百，铁钱寝轻。而且，“陕西军兴，移用不足。”北宋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地方采冶青铜，置监铸钱，于是，大铜钱，小铜钱，铁钱共同流通，使铜钱与铁钱的比价混乱。造成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涌，公私患之。辽国趁此机会铸行铁钱，“易并边铜钱”，庆历八年知泽州李昭遴说：“北敌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
可见，辽铸行铁钱并非为了在境内流通，而是到辽宋交界地区换宋朝的铜钱。所以辽铸造的这些铁钱自然不是自己的货币，而是北宋的年号钱，这样才能兑换到北宋的铜钱。严格地讲，这就是制贩假币针对铜钱大量外流，宋王朝曾屡颁禁令，加以制止。早在宋太祖朝，即规定：“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
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禁令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史载：“铜钱之禁，非不严切，而沿淮冒利之徒，不畏条法，公然般盗出界，不可禁止。”
辽国在其立国之前,商品交换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以物易物的状态。但是，立国不久，很快地进人了使用货币的阶段。究其原因，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大量宋朝钱币的流入。虽然辽国进入货币经济阶段后也开始铸钱，但市场上主要流通的还是宋钱。辽国正是在保护本国铸币的同时加大力度吸引宋钱，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宝钱制”货币体系，最终基本进入货币经济的时代。正是这种务实的货币政策，使辽朝既没有像北宋发生过著名的“钱荒”，也没有像金朝出现过通货膨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