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时候，也就是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女性到底长什么样？在一张张辗转却未曾丢失的图画明信片中，或许我们可以一窥全豹，发现优雅、风情和野性的影子。

这张明信片上的女主显然是个旗人，她鼻梁笔直，前额高高，上身着便于骑射的箭袖旗服，脚蹬花盆底鞋，高傲地骑在驴子上，旗头插着的大拉翅上，装饰着一红一绿象征富贵吉样的牡丹花。

相比之下，服侍她的两个小伙计显得恭恭敬敬、利利索索，他们一个牵驴，一个拿筐， 前后呼应，将女主映衬在图画的C位。从背景看，这是一个看上去至少有四米高厅房的深宅大院，厅房的架高是有规矩的，等级是不可逾越的，所以这个骑在驴子上的旗人女子，即使不是王府格格，至少也是富二代。尽管这张照片明显是摆拍，但至少可以看出从塞外来的满族女子，从小不是读着三从四德的书长大，也没有那么多的礼教束缚，骑马射箭打猎的生活，让她的身上多了几分野性。

另外一张明信片上的女主端坐在梳妆镜前，露出一点像荷叶尖般的小脚，在中国文人的笔下，这双小脚“刚半拃、恰三寸、好锥把、赛藕芽、步香尘、舞翠盘”，演绎出多少段怡红快绿的故事。裹这么一双小脚可能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女人花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把一双好好的脚调理到这“出人头地”的程度，而当时读八股文的中国男人，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才可能金榜题名。这样看来，在封建社会，一个要想出人头地的中国男人在“裹”思想上所下的工夫比起女人在裹小脚上花的时间至少要多上好几倍，而社会对思想的桎梏所起的作用也像裹小脚一样同出一辙。

有意思的是，在这位优雅女子面前，竟然放着只大痰桶。外国摄影师把痰桶和梳妆的小姐放到一个画面里，或许是因为十九世纪的外国人看着这个有着美丽图案的器皿，却搞不清它的真正用途，或许是导演有意为之，因为王度庐在《卧虎藏龙》小说中写到刘泰保求见玉府时，就这样写道：“玉老夫人（即玉娇龙的母亲）年纪约有五十多岁，梳着两把头，穿着紫缎子的氅衣。旁边另有一个仆妇，捧着个银痰盂。”这恰恰应了张爱玲的那句话：人生是一袭华丽的旗袍,里面爬满了虱子。

最后一图是两个穿着清朝服装的小脚女人，手握香扇，在下午模模糊糊的光线下，半坐半卧在一张美人榻上，弥散着“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的味道。她们身下巴洛克风格的美人榻，或许是从法国运来的，这种有着钢丝弹簧的沙发，在法国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这个照相馆可能是在上海的犹太人或是德国人开的，如果单从美人榻和画的布景、挂的帘子上看，很难说这一定就是在世界上的某个具体的地方，如果说是在比利时，或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也无不可，只有榻上的那两个典型的江南女子告诉你这一定是在中国的上海。两个女子在这个陌生环境里的美人榻上做出的姿势，却显得毫不生疏，虽算不上是卖弄风情，也多少有一点骚首弄姿，人们即使不能肯定她们是风尘女子，也起码可以感受到她们对于西洋东西的态度。她们对洋马路、洋车、洋油、洋布、洋针、洋线，对走在街上的红头阿三，对银行门口头上缠着白布的锡克卫兵，甚至对后来出现的电灯、自来水、有轨电车等一切的洋东西都心安理得，甚至欣然接受；似乎有了这些，并且活在其中，她们才体会到了做女人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