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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3”的印制为什么从上海换成北京?

1950126日,当时主管邮票发行业务的邮政总局供应处正式报告总局领导“为免青黄不接起见,拟令上海供应分处再订印四亿枚,陆续印发各区,以资接济”。报告得到时任邮政总局谷舂帆副局长的批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在上海续印4亿枚普通邮票的事情成为泡影。

首先是195026日中午,台湾的敌机空袭了上海发电厂,从当天下午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电源断绝,直至210日才开始恢复供电,但仍旧时断时续,严重影响产量。

其次是三四月间物价过快的上涨,使有意承印这批四亿枚邮票任务的印刷厂家的印制成本水涨船高,而过高的邮票印刷成本使“续印普通邮票一事暂时搁置”(《中国邮票史》第7卷)。

三是延至4月底市场物价稳定后,邮政总局供应处于429日以《邮政总局供应处供字第112/281号公函》通知上海供应处从速落实商务印书馆续天安门图案普通邮票3亿枚一事。上海供应分处于512日以邮政政总局上海供应分处邮字第155号公函回复,报告了上海各厂商详细的印刷成本和生产能力,列举有生产能力三个家的印刷成本,其中商务印书馆每枚成本为1.32元,大东书局每枚成本0.87,三一公司报价为每枚0.725元;同时还报告了中华书局、六联印刷厂和人民印刷厂因设备及技术等原因无法承印。

而导致“普3”邮票最后落户北京印制的原因是:就在此时,半路杀出一匹“黑马”。承担印制人民币钞票的北京人民印刷厂因当年的印刷钞票任务已完成,故向邮政总局表示愿意承邮票的意向,于是由政总局供应处派员与人民印刷厂的厂长直接洽谈和询价,双方商洽十分顺利且颇有成效。人民印刷厂充分释放出合作的诚意,除了愿意将印刷成本降到上海方面的最低价——三一厂报价的每枚0.725元外,还保证有大量的库存纸张、油墨供选择使用。在技术、设备方面,该厂以印刷钞票著称兼印过邮票,故没有技术层面之虞。加上人民印刷厂又同在北京,易于掌握联系,诸多因素使主管邮票发行业务的邮政总局供应处把印制“普3”邮票的绣球抛给北京人民印刷厂。

1950616日供应处正式报告邮政总局建议将3亿枚“普3”邮票交由北京人民印刷厂承印并得以获批。自此,北京人民印刷厂开始了与人民邮政政的“蜜月之旅”,不仅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先后印制了著名的高面值“普5”和“纪2”、“纪5”、“纪6”、“纪8”、“纪9”、“纪16”、“纪18”以及“改3”的加盖印刷,并从1953年起至1959年上半年邮电部所发行的邮票,除了三套以外几乎全部由北京人民印刷厂印制,直至19598月北京邮票厂建成投产为止。由此可见,北京人民印刷厂以印制“普3”邮票为契机,与邮总局深度合作,从而牢牢占据新中国的邮票印刷市场,独执牛耳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