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1月， 香港某拍卖会上一件“1913年8月20日迪化寄吐鲁番双挂大官封”，以21万港币成交。该实寄封贴蟠龙加盖5分及3分各一枚，销迪化干支日戳，清晰手盖方框挂号印记，大“AR”字样，还盖有迪化的6号信柜戳。

 

话说这封信为啥这么贵？因为它是文报局的实寄封。那么，文报局又是怎么回事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痛苦历程，古老的邮驿系统面临二千多年来从未遇到的危机。光绪六年七月，名医薛宝田奉诏入都，为慈禧太后治病,这本来应当给驿驰往的差事，他却“往返皆航海”，选择了更为快捷的轮船。他从杭州至北京，共花费16天，其中行程1天，乘保大轮船从上海至天津只用了4天。而同样从杭州到北京，58年前(道光二年)林则徐花费了31天，其中行程29天。速度和效率的对比直观而严峻，在与蒸汽动力运输工具的竞赛中，驿站的畜力和人力显然处于下风。

就这样，一种以传递官方公文为主的特殊通信机构应运而生，这就是文报局。“文报”即公文，按清朝军事征战派出的大军中，往往设有文报机构，用于收发公文，此类机构属临时性质。光绪元年(1875年) 七月二十八日 (8月28日)，兵部侍郎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由于驿站只能传递境内的公文，无法延伸至海外，郭嵩焘建议设立一个机构负责朝廷和使臣间往来公文的发送，并建议委托成立不久的官商合办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办理，沿用原来有过的临时机构名称，称文报局。此议得到总理衙门的批准。

光绪三年(1877年)，原任郭嵩焘副手的刘锡鸿被任命为驻德公使，他将文报往来之事照会上海海关税务司经办，总理衙门接到咨文后，即于是年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行文署江海关道刘瑞芬，令其拿出一个统筹的办法。刘瑞芬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成立上海东西两洋文报总局，此方案由李鸿章上报批准。

据海关人员调查，每月平均有120件公文经过上海文报局，有时达到200件。随着交通、电讯的发达，与日渐疲弱的官办邮驿系统相比，官营商办的文报局相对高的效率和相对低的费用令当时的官员耳目一新，各地方官府开始在省会和通商口岸设立文报局，凡政务、边务、通商等紧要公文大多交文报局速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文报局被裁撤，而新疆分局则继续运作两年多才撤销，篇首提到的那件“1913年8月20日迪化寄吐鲁番双挂大官封”就是最好的明证了。

据悉，新疆的文报局信件，现存的记录中只有两件，卖出21万港币的高价也就不足为奇了。